1935年上半年,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军队加紧对湘鄂赣苏区的“清剿”。经过数个月的浴血奋战,省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六师师长徐彦刚率领四十六团,转战到永修、靖安一带。
9月,徐彦刚率领的四十六团又遭敌人包围。突围前,师长徐彦刚作了动员,要求大家一定要突围出去,做一颗红色的种子,继续坚持革命。战斗中,我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了，孤身一人来到靖安的深山密林里,想要寻找部队。在山头上转了五天，找到了小号兵丁朋华(一说友华，又说幼云)、战士刘建成，还有四十六团团部的管理员和几名战士。于是,我们集结在一起,继续寻找部队。当时,最困难的是没有粮食。那位管理员提出要去打土豪,解决大家生活上的困难。丁朋华反对说:“我们对这里情况不熟悉,敌人也还在搜山,现在不能去打土豪,如果去了是要吃亏的。”但那位管理员不听劝告,带领几位战士去,结果暴露了,全部被敌人杀害。我和丁朋华、刘建成隐蔽在山上,才幸免于难。 我们三人带着仅有的一支步枪和一管铜号，天天爬高山、钻密林,继续寻找部队，一路上风餐露宿,饿了吃野菜,渴了饮溪水。这一天,一小队敌人越过靖安边界向武宁开去,当时我们隐蔽在密林里。等敌人走进深山峡谷时,丁朋华突然吹起了冲锋号,我猛烈地向敌人射击,敌人遭突然袭击,以为遇到了红军主力,吓得晕头转向,慌忙逃窜。这次伏击,缴获了一麻袋萝卜丝,大家高兴地说：敌人在关键时刻给我们送来了“粮食”。 又走了几天,我们来到靖安的新安里深山里,看到半山腰有一幢杉木皮盖的房子。由于急需找到群众,了解红军的去向，我一人在门外叫房主开门,并说明自己是红军。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,房主不敢接待我，我只得离开房子,藏在附近观察动静。房主以为我真的走了,开门走出来看看,我立即向前搭话,讲清楚自己的身份,说明是来买粮食的。房主是一位老人,卖给我们一点肉和粮食。我回山与丁朋华、刘建成商量,认为这个老人是穷苦群众,是可靠的对象,决定暂时在这个山上住下来。我们三人经常到这幢房子里去,渐渐与房主熟悉了,就告诉这位老人,我们是徐彦刚司令员的部队,被敌人打散了,现在是去寻找部队的。没想到，老人反问：“你们真的是徐彦刚的部队?”朋华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老人又追问：“徐彦刚是哪里人?个子有多高?”丁朋华把徐彦刚的特征、模样一五一十地告诉他,老人连连点头说：“对，对，对极了！徐彦刚司令员的部队是好样的。你们打算怎么办?”我们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他，老人连忙说：“好样的，告诉你们吧！我见过徐彦刚，我也姓徐，徐彦刚的部队我信得过，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部队。今天你们就住在我家里吧！”为了不被敌人发现,他先把我们藏在一个山洞里。有时，晚上给我们送吃的。有时,我们也到他家里去，老人用酒招待。 一天，老人带了一位当地的群众来见我们，说：“我们这个地方叫新安里,住的全部是穷人,都是塘埠街上地主们的佃户。”还说,不远处有一个纸槽棚,你们暂时住在那里。后来才知道,带我们去纸槽棚去的人是靖武奉游击根据地的干部，通过他，我们和靖武奉白区工作团取得了联系。从此，在靖武奉工作团的领导下，我们一边在纸槽棚做工，一边宣传革命道理。同时，我们还继续寻找失散的红军战士。不久，一共集结到9名红军战士。国民党反动派听到一点风声，有一天突然来搜查这个纸槽棚。好在群众在敌人来之前就送信来了，在群众的掩护下，我们安然无恙，敌人扑了空。 我们9名红军在白区工作团的领导下，把当地群众组织起来，组建了30多人的农民赤卫队，由我任队长。我们用一支步枪、一把号,机智勇敢地开展游击战争，打土豪、分浮财。在靖武边界一带，我们打过两个土豪劣绅，镇压了作恶多端的保长。刘建成在一次战斗中,被官庄的地主民团杀害。就这样,我们作为红色的种子,在这里生根开花,度过极其艰险的岁月,坚持了七、八个月的革命斗争。1936年上半年,我们与湘鄂赣东北特委取得联系,特委派吴嘉明到新安里,把我和丁朋华等8名红军接回到了红十六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