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03年，朱新淦出生在高安县杨公圩易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30年8月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路过高安，在杨公圩一带打土豪、建农会，宣传革命道理，朱新淦希望跟随红军闹革命。一位红军干部了解到朱新淦家还有病重的父亲、体弱的母亲以及年幼的弟妹，劝他在当地开展革命。朱新淦留了下来，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并被任命为杨公圩、塘尾地区“反帝大同盟”组织的负责人。
1933年4月的一天，高安中心县委派了3个同志送活动经费来塘尾村，他们在泗溪茶馆歇脚时，因放在包袱里的银圆很重，不小心弄出了响声，引起了特务的注意。晚上，朱新淦、傅洞民、聂九和黄九如等人来到塘尾村和送款的3位同志接头。突然，上高县保安团包围了村子， 朱新淦领着3位同志趁着天黑冲出了敌人的包围，回到易坊村，迅速组织“反帝大同盟”的骨干分子转移。朱新淦把身上来不及烧掉的“反帝大同盟”组织花名册塞进了竹床上的竹筒里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这东西千万不能落到敌人的手里。”说完，打开后门冲出去了。但刚一出门，几个黑影就向他扑过来，他被捕了。
第二天，伪县长彭度亲自赶到杨公圩对朱新淦进行审讯，并且从上高县叫来了叛徒聂九作证。
彭度说：“只要你把参加暴动人员的名单交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放了你，让你免受皮肉之苦。”
朱新淦冷冷一笑，说：“你们要杀就杀，想要我交出名单，就死了这份心吧！”
彭度恼羞成怒，对朱新淦施行了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，朱新淦被敌人折磨得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。一连几天的审讯，他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半个字。
敌人一计不成，又生一计。 过了几天，押着朱新淦到家里来见他的母亲。王葵英老人见到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儿子，心如刀绞。看着儿子深情而又坚定的目光，哽咽道：“妈不难过，只是你被抓走后，家中连柴也无人打，把竹床也烧掉了。”
朱新淦听到母亲这样说，知道自己惦记的那本花名册已经作了处理，十分感激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真难为您！您要多保重，我为了穷人的翻身解放，死而无憾！”
敌人见朱新淦的母亲很伤心，感到很得意，说：“老妈子，只要你劝儿子把那份名单交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放他回家，让你们母子团圆，要不然，你儿子休想活命！”
王葵英老人愤怒地指着敌人说：“我儿子哪有什么名单！你们这帮禽兽，为什么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！”说着，就要和敌人拼命。
朱新淦拦住了母亲，对敌人说：“你们快收起这一套，我的事情与她老人家无关。”
敌人见阴谋不能得逞，疯狂乱搜一番后，垂头丧气地把朱新淦又押回了碉堡。一个多月以后，敌人始终没有从朱新淦的口中捞到丝毫情况，终于对他下了毒手，并贴出布告，暴尸三天，不准安葬。
朱新淦烈士牺牲时，年仅三十岁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党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党员、无畏的革命战士，在他牺牲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，碑上刻着九个光彩夺目的大字：
朱新淦烈士永垂不朽！
